大数据时代的精准扶贫 恒大开启脱贫攻坚新路子

来源: 中国山东网 时间:2018-01-10 14:40:40

  2018年1月9日,恒大集团(以下简称恒大)向贵州省扶贫基金会第四次定向捐赠结对帮扶毕节市精准扶贫、精准脱贫资金人民币20亿元。截至目前,恒大已分四批通过贵州省扶贫基金会定向捐赠给毕节市精准扶贫、精准脱贫资金共计60亿元。其中,定向捐赠大方县精准扶贫、精准脱贫资金30亿元已全部到位。

  如此大手笔的扶贫行动,实施两年多来效果如何?民企又是如何参与精准扶贫?近日,记者来到贵州毕节,试图展现民企精准扶贫背后的故事。

恒大援建的奢香古镇。

  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所处的乌蒙山区,是我国贫困面最广、贫困程度最深的集中连片特困区之一。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,大方县的18万贫困人口已有超过7成甩掉了贫困的帽子。

  “我们有个得力的好帮手,这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。再给我们一年时间,到今年年底,我县(贫困人口)可实现全部稳定脱贫。”大方县扶贫办相关负责人在向记者介绍完该县精准脱贫进展情况后,坚定地说。

  该负责人口中的“好帮手”,指的是2015年12月结对帮扶大方县的恒大。

  这样的帮扶模式未曾有过。当地干群有过怀疑,民企干扶贫的事,能干好吗,是不是投入点资金就算完了?恒大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,帮扶一个有着122万人口的大县整体脱贫,他们没有丝毫经验,只有摸着石头过河。

  但帮扶力度是空前的,恒大无偿拿出30亿,成立恒大大方扶贫管理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大方扶贫公司),并派出287名员工脱产到大方。他们只有一个想法:让每一分钱价值最大化,让贫困户彻底脱贫。

  大方扶贫公司大数据部副部长方煜琛打了个比方,如果按照企业思维,贫困户就是他们的“客户”,要拿出一套科学而又具体的方案,必须对“客户”足够了解。

  方煜琛说:“大方县有建档立卡贫困户57990户。57990是个数字,但背后是一个个家庭,他们的生存状态究竟是怎样的、我们的帮扶措施是否符合他们的需求,要靠挨家挨户走访(才知道),做到知根知底,也就是要精准识别。”。

  在获得大量一手详实信息的基础上,恒大通过其自主开发的系统对这些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,并根据反馈信息从整体上把控该集团制定的六大帮扶措施。

入户调查。

  “扶贫不能一厢情愿,要让老百姓自己选择他们想走的、适合他们走的脱贫致富路。”前述大方县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表示,恒大的这套扶贫思路,完全可复制推广。

  事实上,恒大已将帮扶范围扩大到整个毕节市,此前在大方总结出的经验,也被推广开来。他们的目标是到2020年,帮助毕节打赢这场扶贫攻坚战。

  脚底板走出精准识别

  26岁的钟明川一年跑了大方县的17个乡镇。

  在进行入户调查之前,钟明川和其他恒大员工一样,对“扶贫”二字只有一些相对模糊的概念。

  当时,他们手上已经从当地政府那获取了全县贫困户的基本信息。方煜琛等人从7个大方向、39个维度对这些数据进行了分析,例如家庭结构与致贫原因的比对、18-30岁精壮劳动力的乡镇分布、贫困留守儿童年龄及监护情况分布等。

  方煜琛说:“尽管这些信息十分详实,但对于我们来说,针对性不强。而且我们对需要帮扶的群众没有一个直观的、面对面的感受,如果不够精准,扶贫效果就会大打折扣。”

  恒大决定派出287名员工与当地干部一起对大方县57990个建档立卡贫困户“全面地摸一摸”。

  大方全县总面积3505平方公里,辖37个乡(镇、街道)、389个村。在人手不够充裕的情况下,完成这样的入户调查需要投入巨大的精力。

入户调查。

  从2016年4月开始,他们分三批、花了150多天了解了每一个贫困户的家庭现状和致贫原因,也掌握了每户老百姓的具体脱贫意愿。

  “我们有张信息表,统一的,上面的信息全部要问到。”钟明川说,入户调查有点像大学时做的问卷调查,但严谨程度和花的功夫完全无法相提并论,用“跋山涉水”四个字来形容他们的入户调查工作,再贴切不过。

  “有时候一个乡要跑半个月,碰到那种住得特别偏远的,一天下来也就只能调查个一两户。”钟明川回忆,他们去调查时,往往把车子开到不能通行的地方后,换乘摩托车或步行,单边花上一两个小时才能到目的地。时常,他们还会遇到贫困户家里没人、等半天也找不到人的情况。

  参与入户调查的北京姑娘李鑫还碰到乘坐的越野车后轮打滑、悬空在峭壁外的惊险时刻;她的同事万骅坤也曾驾驶车辆冲下山坡,好在被树挡住,“捡回一条命”。

  万骅坤向记者介绍,车辆爆胎、同事被狗咬、刚通过一段路就滑坡这样的事情,他们都遇到过。“原来我们走山路要拿根棍子,后来换成了登山杖,方便我们过河时探路、或者在树林里驱赶蛇。”

  也是在入户调查的过程中,钟明川明白了“扶贫在与时间赛跑”。

  2016年6月,钟明川前往大山苗族彝族乡柏杉村白鹤组走访贫困户陈吉军家。那座山头上,只有陈吉军一户人家。“夫妻俩、加上三个孩子,一家五口挤在一间茅草房里。”钟明川说,陈吉军家符合易地搬迁条件。但他后来得知,他走后没多久,一场暴雨导致陈吉军家的房子垮塌,在屋内睡觉的陈吉军被砸身亡,没能等到搬进新家的那一天。

队员们在村民家里了解情况。

  凤山乡银川村82岁的张正英也是如此,在搬进新家的几个月前,张正英的老伴就去世了。万骅坤说:“时间真的不等人。”

  比照大数据“做蛋糕”

  参与入户调查的何万化告诉记者,他们调查时有当地村支书、乡镇干部陪同,除了要核实贫困户基本信息、贫困现状和致贫原因,定位贫困户家庭经纬度信息,拍摄记录贫困户家庭情况、生活环境等照片外,还要宣传恒大产业扶贫、易地搬迁、吸纳就业等一揽子帮扶政策,通过摸底、宣传,了解贫困户发展意愿,为高层制定具体脱贫措施提供参考。

  每走访一户贫困人家,他们都会帮贫困户算养牛、种菜、务工或者搬出深山老林之后的收支账,特别是一些不放心搬迁、想继续维持现状的贫困户,他们会想办法引导和劝说贫困户接受他们的帮扶措施。

  当一个村的入户调查完成后,恒大员工要将整村贫困户的调查情况进行汇总后装订成册,同时录入他们自主开发的系统里。

  在大方公司的办公室里,像这样的册子被整齐摆放在书架上,389个村一个不少。

恒大自主开发的“毕节市精准扶贫数据调查收集系统”。

  翻开《大方县绿塘乡丰产二村调查情况档案册》,上面记录着该村147个贫困户的详细情况,包括有肉牛养殖意愿的有多少、愿意易地搬迁的有多少、全家无劳动力的占比如何、经核查不符合贫困户条件的有多少等等。

  方煜琛说,随着技术条件的日趋成熟,如此庞大的数据分析起来已相对轻松:以前,同事们去入户调查时,要在纸上一笔一划地写,回到办公室再把这些数据录入到电脑里;如今,他们只需打开微信上的“扶贫云”小程序,就可在入户调查时录入数据。同时,系统会及时对新录入的数据进行更新处理。

  记者了解到,恒大的扶贫措施主要包括产业扶贫、易地搬迁扶贫、发展教育扶贫、吸纳就业扶贫、贫困家庭创业扶贫和特困群体生活保障扶贫等六个版块。

  简单来说,恒大投的30个亿,就花在这些地方。但具体到每个版块、每个项目该投入多少,就需要建立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进行大数据分析。

  “比如,在产业扶贫中,我们一共要建335个肉牛养殖基地,最后(这个数字)为什么是335,而不是334或336?这个不是我们拍脑袋决定的,很大程度上,这是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每一户贫困户的意愿来确定的。”方煜琛说,确定了“蛋糕”的大小后,再确定需要投入的资金,然后根据不同的需求“分蛋糕”,这样就不会造成“蛋糕不够吃”或“蛋糕吃不完”的情况,即资源没有得到最合理、最优化的配置。

  因病致贫男子重燃生活希望

  大数据有了,但57990户贫困户,每家的情况都不一样,如何避免“一刀切”,做到因户施策、因人施策,又成了摆在扶贫队员面前的一道坎。

每个村的入户调查的情况都被装订成册,作为资料保存。

  恒大的答案是,带着拟定的方案多跑几趟贫困户的家里,两趟不行,那就四趟,直到拿出最科学的方案为止。

  今年39岁的丁学志,原来住在大方县安乐乡白宫村硝林组。丁学志常年在贵阳的建筑工地上打零工,平均每个月能挣两三千块钱,没活时,他就回家陪妻子向德银和三个孩子。一家人挤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、一到下雨天就漏水的茅草房里,日子过得捉襟见肘。

  因为家中无人种地,仅有的两亩土地被丁学志拿去流转,每年收取700元。

  夫妻俩省吃俭用,攒了些钱准备盖个新房。但他们的如意算盘被病魔打碎:三年前,丁学志被查出患有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。为了看病,丁学志去了好多家医院、先后花了20多万,病没治好,现在外面还欠着五六万块钱的债。得了这种病的人不能饮酒、不能干重活、不能劳累,这也就意味着,丁学志无法再像以前那样自由出入工地了。

  丁学志的大女儿今年15岁、二女儿12岁、小儿子10岁。因为二女儿患有智力残疾,必须有人照顾,因此夫妻俩只能有一个人出去打工。丁学志回家后,向德银去了县城的餐馆工作。

  “她(妻子)每个月只能挣一千多块钱,我拿了药,基本上就没有剩下的了。”丁学志说,他每个月要靠1500元左右的药物维持生命,孩子还要上学,如此下去,这个家迟早要被拖垮。

  方煜琛介绍,在大数据库中,像丁学志家这样的自身条件限制比较多的贫困户并不在少数。要做到精准,还得依靠扶贫队员登门沟通。

  丁学志回忆,政府和恒大的工作人员上门了好几次,帮他想办法,“他们的方案多,一会帮我分析养牛的收益,我说我干不了,他们又拿来了种蔬菜大棚的方案,一个接着一个。直到帮我找到最合适的(脱贫办法)。”

  在跑了五六趟丁学志家后,政府和恒大的工作人员为其制定了帮扶方案:将其搬迁至恒大援建的奢香古镇,并将其安置在距离新家20公里左右的育种场做门卫。

责任编辑:李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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